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效用、利润或社会效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机构。分类：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机构。

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法律上的人总是属于一定身份的。如果不拥有一种身份，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在这种情形下，私法自治就无法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存在。从其涵义可以看出，私法自治是通过个人对于国家干涉的排除，保障个人自由在社会秩序中的实现为其本质的：一方面通过当事人自由意志实现行为人双方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对个人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协调，实现当事人的私利益。因而在私法自治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作为能够认识自己私权利的人，也就是理性人。

理性人概念的形成与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是理性**与经济学的产物。这种人不但是有理性的，同时也是经济人，即能够认识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这个人又受“无形之手”的影响。“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对他自身有利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一个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个场合，象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后来，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亚当·斯密发展了理性人的观点，赋予了经济人两个特质：一是自利，二是理性。

来自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批判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有轻重层次，只有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这些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理性人假设”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的唯一需要的观点，使“经济人假设”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如这种理论把人类的利他行为视为最终利己的手段，是为了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话说，“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 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经济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都会影响其需求偏好。因此，人类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

来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

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由于具有完全理性，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但在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遵循的并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意原则。也就是说，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

来自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的批判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 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

用“社会—文化人”来取代“理性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来独往的人，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并且把人们的研究目标从给定的一种效用或福利函数引向研究个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过程。

来自行为科学心理实验的批判

理性人的这种理性行为是以一系列的假设前提，如可比性假设、连续性假设、传递性假设、省略性假设、主导性假设和不变性假设为保证的。然而，许多行为科学的心理实验结果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常常背离理性人理性行为的一系列假设前提。这几个公设对理性选择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在心理实验中或在现实中又的确有反例。从心理学家实验所用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违背了上述公设。行为科学对理性人假设的心理实验批评的贡献是在假定了单个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结果之后，揭示出人类选择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选择的困难一面。

来自莱宾斯坦X效率理论的批判

1966年哈维·莱宾斯坦抓住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一致的缺点开始对它进行全面的批判。他用X效率理论揭示了人在生产领域中同在消费领域中一样，其行为也不是最大化的。所谓“X效率理论”，是考虑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这个X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X低效率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没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尽全力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机会的动力。”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直接从事生产组织工作的管理阶层和工人（即“内部人”）能够对自身的努力程度进行相机抉择，管理者和工人的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成为最大化的了，此时，最大化成了一个特例。

应当看到，以上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并没有脱离“理性人假设”原有的框架，也没有本质上的创新，只是在原有理论上的修补，所体现的仍然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理性本质。

“理性人（又称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抽象，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通过抽象可以避免陷入对“人性”本身无边无际的争论，以更有效地讨论相关的经济学主题。

问题在于，这种抽象实际上就是将人不当成“人”，而是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显然，这种“动物”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局限难以避免。

1，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各不相同，作为经济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管理人”模式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2，“经济人假设”在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人”的同时，还存在一系列相关假设，包括资源供给不受限制、市场信息对称、人的知识水平足够、市场机制充分有效等，但实际上这样的条件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一旦遇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选择时，其利益判断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其权衡标准也会背离这种“假设”。最后，即使人是“自利的理性人”，但由于每个人的“自利”程度和“理性”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出现不同等级和程度的“经济人”，从而使这种假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起来。尤其是“自利”的标准差异会使人的选择出现巨大不同，如对**、**等的消费行为的选择。

3，任何一种假设都与各自的研究目的有关，它必然会为了分析和解决某一种问题、现象或过程而忽略掉一些因素。进一步说，由于人在不同的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同，有些是基础性的，有些是附带讨论的，从而进行抽象的必要性就不同。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来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人”的问题就可以忽略。总之，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适用“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适用的对象有限

4，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较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有限，这种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是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的。

5，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的细分越来越重要，从而对不同人群进行经济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群体，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传统文化等的差异，导致经济生活中人的“理性”水平出现差异，决定了“经济人假设”适用水平的不同。任何假设都有一定的局限，然而，经济学又不能没有假设，其关键在于分析其“假设条件”与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是否匹配，进而去探讨这种“假设条件”是否成立。

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指个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分析和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工具，但是却遭到了较多的批评和质疑。尤其是一些人把它看成是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对立的东西，认为一有这种假设，就会变成反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假设不符合实际，这也是老生常谈。其实，这些理解都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并未正确理解理性经济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真正涵义。

第一，没有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能认识经济规律，也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政策。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具有分析力的重要标志，没有这个假设，就不可能具有分析力。如果假定人是道德人，社会几乎不需要任何制度安排，不需要任何经济政策，连国家都不需要。有些人说，人是复杂人，如果做出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发现的只能是偶然性，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简化，无法处理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如果让主张道德人和复杂人的人来分析刑事案件，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破不了案。因为失去了对作案动机的考察，只能凭空想象。因此，从道德人、复杂人向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转化，是现代经济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理性经济人只是认识经济规律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提倡人人自私自利。一些人把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说成是主张自私自利的东西了，看成是具有价值导向和政策趋向的东西了，好像是经济学家主张人们都自私自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第三，从哲学本意上来看，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不排斥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的。有些人说，马克思主张“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就不同意理性经济人假设。这种结论未免下得太武断了，也伴随某种程度的无知。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看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他在经济分析里也一样不反对这样的假设。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中也这样说，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在《资本论》讲：“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实质上，理性经济人只是复杂人的一个抽象，把利他的因素，感情的因素抽象掉了。不然无法分析经济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产权清晰的领域

市场是残酷的，是无情的，你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追求效用最大化，你就难以存活下去，同自然界“物竞选择”一样，从这个方面讲，人类社会似乎是一个“利”者生存的社会，没有利润，企业生存不了，工人存活不了。所以，自利的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能使得最终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想最大化其利润，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不一定能导致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如，“囚徒困境”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典型，所以，经济人主要指的是个体，而非集体。因此，这并不能说明经济人的不理性。

产权不清晰的领域

产权不清晰的领域（这里以中国国有企业从反面来说明经济人的合理性）。

首先，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安排所以低效率，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企业制度的安排所以高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制度安排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甚至相反。承认“经济人”假设是选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前提

其次，在我国，由于“所有者缺位”及体制原因使得此现象表现的极为突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脱困目标难以实现，一些经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过度膨胀，侵占和转移国有资产，短期行为严重。由于国有企业没有充分按照“理性人”假设来安排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本性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实中出现了国有企业财产谁也没有真正拥用，谁也不对其真正负责，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的甚至把国有企业掏空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种现象推其根源正是没有充分考虑“理性人”假设原则，没有充分认识建立防范机制，在没有硬性约束下，他们会从自利出发，不惜损害国家财产，从外部效应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措施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发挥应有的效率，解决“理性人”原则的自利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公有的矛盾。因此，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还必须以“理性人”为前提。

“理性生态人”假设我们设想，一个“理性生态人”应具有双重素质。作为“生态人”，他既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学素养；他又是“理性的”，他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应的生态环境知识。

第一，他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第二，他会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识制定符合生态学的策略。作为“理性生态人”，可以由如下原则加以规范。

1.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尽管目前对于“和谐”的观念，持不同生态伦理观的人理解有所不同，这都是共同认可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人地和谐的自然观的共识，往往体现在环境法规与法律之中。因此，精心立法、严格执法、忠实守法就是坚持人地和谐自然观的表现。

2.生态安全：第一，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短期的，这时，有关决策应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生态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有着高度的不定性，这时，有关决策应恰当地考虑这种生态安全不定性所引起的风险。安全往往以最大最小原则出现，作为对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约束与补充。

3.公平与正义：社会呼唤公平与正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责任、义务”三者是统一的。公平与正义不仅要使权利享有者承担起与其权利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应当承担这一权利所影响的自然界的责任，承担起这一受影响的自然界所引起的社会事务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地区性的，以及国际性的。

4.双赢竞争方式：双赢竞争现已成为相当流行的贸易话语。在理性生态人看来，竞争不只是在双方之间，而应在三方之间进行。其中第三方是指双方竞争所产生的外部性的影响者。

5.利益最优化：这是针对经济人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来的，而且那种利益往往单纯到仅为经济利益。利益最优化原则要求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考察，尽可能将其中的负面影响变为正面的，或将高代价的负面影响变为低代价的。这样，决策行为不能以单纯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应以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生态化的社会。未来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将会以“理性生态人”理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础。“理性生态人”将是未来社会管理中设计、规划和实施的重要的人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