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实施前情况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1页。)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上的发言》，1954年，9月。)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1949年以后，由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上的发言》，1954年，9月)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1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粮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表1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粮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因素与资本**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非执政党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
粮食统购统销陈云作用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1953年10月2日晚，***主持中央**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央**局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1953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1954－1955年粮食年度，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中央人民**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1953年10月2日晚，***主持中央**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央**局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1953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1954－1955年粮食年度，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中央人民**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粮食统购统销农民关系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3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后两个年度的征购数不得不下降。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见表4)。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粮食统购统销实施作用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粮食统购统销退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但是，放开粮价的**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2]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但是，放开粮价的**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