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量（monetary demand）指经济主体（如居民、企业和单位等）在特定利率下能够并愿意以货币形式(现金或存款) 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数量。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不单纯是一种心理上的欲望，而是一种能力和愿望的统一体。货币需求作为一种经济需求，理当是由货币需求能力和货币需求愿望共同决定的有效需求，这是一种客观需求。

而货币需求是指整个利率--货币需求量组合或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货币需求量反映某利率下的需求量，而货币需求则是弹性变化的。

所谓货币需求，在凯恩斯看来，是指人们放弃流动性很差的金融资产而持有不生息货币的需要。

货币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派生于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定商品，具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能够满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求，以及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需求等。

居民、企业和单位持有的货币是执行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如居民用货币来购买商品或者支付服务费用，购买股票和债券，偿还债务，以及以货币形式保存财富等；企业以货币支付生产费用，支付股票、债券的息金，以货币形式持有资本等。

人们对货币有需求的原因是货币是最具方便性、灵活性、流动性的资产。持有货币能满足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叫货币的流动性偏好 ^[1]  。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居民、企业等持有货币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它包括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等。与此相对应，货币需求也可以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和安全需求等 ^[1]  。

交易性货币需求是居民和企业为了交易的目的而形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居民和企业为了顺利进行交易活动就必须持一定的货币量，交易性货币需求是由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共同作用的。

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指人们为了应付意外事故而形成对货币的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息率有密切的关系，当利率低，人们持有的成本低，人们就会持有较多的货币以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当市场利率足够高，人们可能试图承担预防性货币减少的风险，将这种货币的一部分变为生息资本，以期获得较高的利息。

投机性货币需求是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了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利息，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形成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分为在当前价格水平下的名义货币需求和剔除价格影响下的实际货币需求等两种形式。凯恩斯在凯恩斯总模型中指货币是为了交易目的（lt）和保值目的（ls）。货币的“投机需求”（ls）并非是为了投机的资产，而是为了降低损失风险而以货币形式保值的资产。货币的“投机需求”有机会成本。

安全需求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进行不可预知的交易而需要的流动性。这是必须的，因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状况是不确定，不能准确预知。收入越高，安全需求的实际范围就越大，即可预见的交易数额越大。另一方面，必须的更新购买和维修的不确定性也需要货币的“安全需求”。“安全需求”在模型中一般不是独立的，一般被简化归入了“交易需求”。

从宏观把握经济社会对货币总量的需求，即一定时期社会对货币的需要量及其决定因素。这里，人们注重三个原则：第一是客观性原则，即需要量由社会经济过程客观地决定；第二是商品流通原则，即货币量主要由流通中商品量决定；第三是货币媒介原则，即所需货币主要为了媒介商品，货币过多或不足将直接影响价格水平。在英国剑桥学派提出现金余额说之前,学者们大多持上述观点。

从微观把握持币者对货币的需求。这种观点源于剑桥学派的A.马歇尔和A.C.庇古等人。他们强调持币者的主观动机，着重从人的利益与行为方式上来解释货币需求。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主要不是一种媒介物而是一种资产，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是因为这种资产较其他任何资产有更高的流动性，能满足人们在资产持有上的一些特殊动机，建立起对未来的某种安全感。因此，与前者注重货币的媒介功能比较，这种观点更注重货币的贮藏功能。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当代经济学家已倾向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较全面地观察和分析货币需求。这一方法论上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流动偏好说。

凯恩斯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等人关于货币需求动机的研究方法，并在此结构下探讨货币需要量的决定因素。他将货币需求分解为三种动机:①持币用以应付一些经常性支付的需要，如衣食住行方面的可预见的开支；②保留一部分货币用来应付意外事件，如伤病、失业等不可预见的开支；③持有一些货币以备在有利时机下进行购买有价证券等盈利活动，即机会性（投机）持有。这些动机分别构成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由于决定这三种货币需求的因素为所得（前两种）和利率（投机需求），因此，他将这两个变量视为货币需求总量的决定因素。沿着这一思路，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对货币需求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重要的有：J.R.希克斯与A.H.汉森建立的IS-LM.模型（见IS-LM分析）,从而把货币供求与国民经济均衡作了一般的以及量上的联系 ^[1]  。J.托宾与W.J.鲍莫尔提出的平方根定律，即：进一步揭示了货币交易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从更一般的角度论证和证实了货币的资产需求与利率的反函数关系。此外，从50年代末起，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地转入实证分析，西方学者已建立了较多的计量经济模型。

在货币需求问题上，与凯恩斯学派持不同观点的另一主要流派是货币学派，即以M.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货币数量论者。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说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所得或物价问题的理论，而是关于货币购买力的理论。对拥有财富的经济单位来说，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拥有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货币需求又是资本理论中的一个问题。在此前提下，弗里德曼着重从财富总额和财富构成等方面考察货币需求。根据这一推断，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首先是财富总额，在任何情况下，货币持有都将随财富总额的增长而增长。在财富构成中，对货币需求有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即个人为获得未来收入的能力而进行的智力投资，反映为一国居民的教育与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较实物资本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更甚。由于人们选择财富持有的方式不仅仅是货币，因而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如实物资产、债券和股权的收益率也会影响到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中，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或理论假设，如恒久收入的假定，多重资产选择及预期收益等。

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在货币需求方面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显著，货币**则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不显著。尽管理论上的争议相持不下,但有些西方学者指出，这个问题已变得相对地不那么重要。因为，一方面，像凯恩斯本人曾描述过的流动性陷阱那种极端情况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即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可能显著，但不可能无限大。另一方面，包括一些货币**者自己进行的实证分析，都说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确实存在，从而证明利率确实是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之一。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很显著还是不很显著，仅仅是一个作用程度的问题，更何况其中还包括不同学者因取样和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统计误差。

事实上，一些学者已试图把两者的某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并提出超乎两者的新观点。70年代以前，对货币需求的考察对象主要为M1，以后扩充到M2及更多的层次，有关货币需求的财富、收入、利率的期限结构、货币流通速度等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在货币需求动机方面,S.魏因特劳布于1982年提出关于货币需求的七个动机，或归为商业动机、投机动机和公共权力动机,其中货币-工资动机和公共权力动机是较新的思路，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由于货币需求是影响社会总需求以至总供给的重要政策变量，因此，如何确定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合理预测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必须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货币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调控货币供给以实现总供求平衡。

1．货币政策的界定。这涉及到人们对货币需求关系的界定问题。具体地，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五项：（易纲，1996）中央银行对专业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及贴现率，备付金率，以及限制贷款总量的存贷比要求。本文将含这五项的货币政策称为广义货币政策，而将仅含前三项的货币政策称为狭义货币政策。鉴于区别广义与狭义的后两项货币政策本质上代表着国有经济部门在计划机制的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行为，本文将由这种行为引致的货币量变动视为货币需求的变动。换句话说，本文把广义货币政策中**代表国有企业的行为从**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开来，仅将后者（即狭义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

2．实证分析的尺度。从对理论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这里，人们主要规定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规律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人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3．货币指标的选择问题。在M0、M1和M2三个通用指标中，本文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选用M1作货币指标。不采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总产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时序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M0曾一直是中国主要的货币指标，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与M1呈线性同步增长。但近些年来，两者间的差距日趋显著。这反映着活期转帐业务相对于现金业务的迅速增长，即货币总流量中现金比例的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是符合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因此，M1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之匹配程度最好。

4．实证推断所忽略的情况。为简化问题，在计量模型结果基础上对上述两个设定做推断时，忽略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货币政策实施时含系统失误的可能性；二是数据指标统计时含系统误差的可能性。

（一）收入水平 收入状况是决定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因素又可以分解为收入水平和收入间隔两个方面。在一般情况下，货币需求量与收入水平成正比，当居民，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当其收入减少时，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减少。如果人们取得收入的时间间隔延长，则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就会增大；相反，如果人们取得收入的时间间隔缩短，则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就会减少。

（二）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分为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msume--APC)和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平均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总额在收入总额中的比例，而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假设人们的收入支出除了消费就是储蓄，那么，与消费倾向相对应的就是储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消费倾向与货币需求变动的方向一致，即消费倾向大，货币需求量也大；反之亦然。

（三）利息率水平

在市场经济中，利息率是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上升，货币需求减少；利息率下降，货币需求增加，利息率与货币需求成负相关关系。造成利息率与货币需求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是：第一，货币市场利息率提高，意味着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利息收入），因此，货币需求趋于减少；相反市场利息率下降，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减少，货币需求趋于增加。第二，市场利息率与有价证券的价格成反向变动，利息率上升，有价证券的价格下跌;利息率下降，有价证券价格上升，这样公众的持币愿望与利息率成反比，与有价证券的价格成正比，公众的持币愿望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

（四）信用的发达程度

如果一个社会信用发达，信用制度健全，人们在需要货币的时候能很容易地获得现金或贷款，那么整个社会所必需的货币量相对于信用不发达，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所必需的货币量就少些。

（五）货币流通速度、社会商品可供量、物价水平

这三个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可用货币流通规律说明。若以M代表货币需求量，P代表物价水平，Q代表社会商品可供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则根据货币流通规律有如下公式：M=PQ/V。 可见，物价水平和社会商品可供量同货币需求成正比；货币流通速度同货币需求成反比。

（六）公众的预期和偏好

以上五点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客观因素。货币需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心理活动的影响。一般地说，人们的心理活动与货币需求有如下关系：

1当利息率上升幅度较大时，人们往往预期利息率将下降，而有价证券价格将上升，于是人们将减少手持现金，增加有价证券的持有量，以期日后取得资本溢价收益；反之亦然。

2预期物价水平上升，则货币需求减少；预期物价水平下降，则货币需求增加。

3人们偏好货币，则货币需求增加，人们偏好其他金融资产，则货币需求减少。

即 MV=PT，它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对物价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全社会一定时期一定物价水平下的总交易量与所需要的名义货币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比例关系1/V。

即M = KPY，这一理论认为货币需求是一种资产选择行为，它与人们的财富或名义收入之间保持一定的比率，并假设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求会自动趋于均衡。

它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