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概念最早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首次提出，而后经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十余年的共同推动与完善.2013年,在人民大学校长兼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陈雨露校长与马勇博士共同撰写的《大金融论纲》中将”大金融”作为全球性命题正式提出,“大金融”框架系统基本建成。

大金融这一全球性金融框架概念也将于2013年度的G20国际峰会上正式提出，进而帮助实现会议所宣称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目标”。 ^[1] 

围绕“大金融”命题的四大基本内涵分别是：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界意识。大局观念与全局思维成为大金融理论的核心要义。 ^[2-4] 

长期以来，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一直未将金融体系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这不仅使得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被长期低估，而且在理论上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总体来看，无论是主流范式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非主流范式下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未能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理论基础完善的总体分析框架。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未能明确地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仅仅是通过在新古典或新凯恩斯模型中植入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来实现。此轮金融危机再次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金融体系的内部运行规律以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内生性机制得到良好和充分的认识之前，宏观经济学理论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简单地说，当前的理论和现实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这是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都必须面对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大金融”正是在现有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面临重大缺陷，同时现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双重背景下提出来的。“大金融”理论的核心基础，是要将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有机结合，通过构建一个高效、稳定同时具有危机应对能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

“大金融”的“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与过去的理论体系过于狭隘（“小”）的一种对比而出现的。过去的宏观经济理论基本不考虑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影响，而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也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公司理财、资产定价等微观层面，这就造成了方法论上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深层断裂，从而最终导致了在理解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的上的思想断裂。因此，潜在的方法论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的根本，同时也是实践问题的根源。所谓“大金融”，就是要通过构建宏微观相统一、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的一般理论框架，真正建立起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致性和科学性的方法论总纲。方法论意义上的改变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这是“大金融”命题的核心和精髓。

“大金融”的“大”，不在于形式和数量上的大，而在于理念上的包容性、视野上的整体性以及方法论上的系统性。较之传统经济理论，“大金融”突出强调了三个整体性：一是必须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狭隘地考虑货币和信贷；二是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必须将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封闭和静态地看待国内的金融发展。具体而言，在本书的研究中，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效率性和危机控制能力构成了我们分析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三大“基本支柱”，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则进一步实现了金融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接。

“大金融”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球性命题，不仅适用于解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发展趋势（包括经验教训），同时也适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策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框架。有鉴于此，我们在“大金融”命题的理论总纲之下，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并对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研究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危机。从理论上看，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由于未能很好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机制，不仅难以有效解释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更难以有效指导和形成科学的政策实践。与此同时，随着危机后全球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战后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不仅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21世纪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发展框架。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大金融”视角全面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始终秉承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系统阐释、提炼和扩展应用，重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注意根据中国国情对经典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拓展和延伸。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外的成果大多集中在短期静态和比较分析，且较为零散，不成体系；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政策分析层面，基础信息资料和实证分析严重不足。本书立足于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视角，将金融发展问题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以求达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同时又对中国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具体的论证方法来看，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数理建模、实证分析（包括各种面板数据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事件分析等）和典型案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力求使相关问题得到科学、全面、系统的论证。

从逻辑结构上看，本研究采取了结构化、层次化和多重视角的分析结构。在这种结构性安排中，随着研究内容的次第推进，相关议题得到了递进式论证。从研究的宏观结构来看，本书呈现出两条基本的分析路径：一是“横向”的基于国家维度的跨国比较，二是“纵向”的基于历史维度的时期比较。这两条分析路径根据全书总体结构“有序”地贯穿始末，而相应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也不失“节奏”地逐渐深入。总体而言，不论从论证方法来看，还是从表现形式来看，本研究的整个论证过程不仅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而且逻辑清楚、内容严谨、结构清晰、论证有力。

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大金融”理论关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重要经济体的长期历史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从经验事实来看，尽管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但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前两大因素是金融竞争力的两大基本支柱，而危机应对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一国的金融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稳定性。概括而言，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而危机控制能力则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大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支柱”。

上述基于“三大支柱”的现代金融体系分析框架，主要是从金融体系的内部去审视影响一国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基本要素。这一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金融体系自身状况的结构化图景。但要在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下去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运行和发展规律，还必须进一步将理论延伸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综合，后者即我们所定义的“大金融”体系。因此，从理论结构上看，本研究所定义的“大金融”总体分析框架，在逻辑上遵循先解构、后综合的理论构建过程，从中我们将看到从金融发展到实体经济再到政策反馈的一幅完整的理论图景。

本轮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大金融”命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

“大金融”命题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在金融学理上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二是在金融理念上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三是在金融实践上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基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中国的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以下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特有的“国家禀赋”。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大金融”命题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型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总结全球主要国家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全面总结和梳理出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整体蓝图与实践路径设计的基本理论依据。

其次，从价值基础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树立扎根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共同稳定和共同发展，只有将资产增值、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基础之上，才能通过惠及民众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经济复兴。

最后，从实践基础来看，在金融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既要遵循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切实立足于自身的“国家禀赋”，只有将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效结合，才能在实践中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模式和制度框架。

总体来看，上述三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开放条件下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观的核心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的关键要点在于通过将理论的有效性、价值的真实性和实践的务实性紧密结合，全面塑造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整体框架。

一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体现保障功能；二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体现发展功能；三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货币和金融产业的崛起，体现支撑功能。基于上述战略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双轮驱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1、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动态均衡发展：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在金融体系发展的战略设计中，不能简单地将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对立起来，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都不能以排斥或压抑对方的发展为前提。从动态角度看，在一个长期的制度均衡中，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应该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螺旋发展”的关系。

2、在微观上稳步推进金融业新型混业经营，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融合”成为双方共同的需要：银行业务可以向金融市场延伸，而金融市场的产品通过银行这个平台也能获得新的实现方式。面对着全球范围内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大发展，无论从提高自身的稳定和效率而言，还是从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言，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中国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现实选择。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中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兼具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

3、2017年之前完成利率市场化，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提供可置信的货币金融环境：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统一的市场，也就没有健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言。继续推行利率管制的市场基础越来越薄弱，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竞争和信贷市场上的利率扭曲已经开始“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下一步改革中，可考虑先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扩大对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区间，最终实现存贷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按照影响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战略

1、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全球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经验充分表明，如果金融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股票、地产、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资产市场，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发展，还会导致社会资源错配，产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2、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和重点领域：在坚持金融发展立足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围绕实体经济这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来看，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规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坚持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统一起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

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中国金融资源分布的现状和比较优势，金融支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可沿着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那些具有明显社会正外部性效应但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在前期介入的项目提供融资；二是鼓励和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和一体化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三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盘活社会资本，通过企业上市（主板、二板、三板、创业板）、PE、VC等多种形式，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加快资本形成；四是加强金融、财政与保险机制的协调与配合，在形成政策合力的同时，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五是通过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源的战略性运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三）金融开放发展战略

1、“开放保护”与“国家控制”并举，2015-2020年间稳步实现资本帐户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为确保开放和发展双重背景下的金融稳定，我们既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权，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国家控制力，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金融开放方式和审慎的全球化策略，防止超越发展阶段的“匹配失衡”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导致的风险失控。通过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并对开放进程进行适当把握和控制，不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实现，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和国内环境，同时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表，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在2015-2020年之间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窗口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好吻合。

2、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中国金融崛起的货币基础：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上，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学术和教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马勇：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现代金融体系、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等。2008年以来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010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中国大金融高峰论坛于2013年4月发起，由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指导，由中国大金融联盟主办。论坛主要通过邀请方式进行嘉宾邀约，出席者仅限于**机构、金融行业、理论学术、实体企业领域中的重要领导、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及高级管理人士，通过“大跨界、大融合、大讨论”的手法，以“跨越金融边界谈金融”为核心要义，探讨中国金融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首届论坛已于2013年10月16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成功举办，多位领导代表启动了论坛。

^[5] 

中国大金融联盟：

（英文名称为MacrofinanceUnion of China，缩写为MUC），中国大金融联盟为中国大金融高峰论坛的唯一主办方，联盟特邀多位国内**官员、专家学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为联盟荣誉顾问，如：成思危、菲尔普斯、吴晓玲、贾康、吴晓求、向松祚、曹远征、顾惠忠、汪潮涌、赵忠义、张兴胜等多位领导、学者、企业家、投资家。联盟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国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管理平台以及金融垂直信息搜索引擎，致力于向公众提供“及时、有效、实用”的核心金融产业信息，增加公众投资决策的前瞻性和可靠性，帮助金融机构及投资者抢占金融价值链的至高点，运用中国大金融联盟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金融系统信息运行效率；实现系统内会员资源、客户资源、品牌资源的互利共赢.

中国大金融联盟金融信息平台的四大核心模块：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评级 金融指数（MFI）专家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