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规定：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2]  。

高利贷活动中，高利借贷再高利转贷达到一定数额标准的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且违法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构成集资诈骗罪;高利贷行为极易引发非法拘禁、绑架、伤害、诈骗等其它刑事犯罪;民间中介机构和个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高息放贷的属民间借贷行为，如发生借贷纠纷，属民事调整范畴 ^[2]  。

高利贷利息=借款金额*利率*期限，这是通用的贷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比如月利4分的高利贷，借款金额10万元，1个月利息则为100000*4%*1=4000元 ^[2]  。

高利贷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昔日主要在街市放数，街市档口无论肉档菜档，遇有赌输钱，或周转不灵，便向“大耳窿”借钱，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债仔有档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数，照借如仪。昔日钱银交易，大银码多数用“大头”（银元），小数目为“铜板”（铜仙），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仙之类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大耳窿就是借钱一万元，只能得到九千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元。而且，高利贷的利息是逐日起“钉”（利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往往借几百元，过了一年半载才还，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

驴打滚多在放高利贷者和农民之间进行。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羊羔息就是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

地下钱庄是指以发放高利贷形式的钱庄，这些钱庄一般为黑帮所经营，时常以高利贷赚取暴利。当欠债人不按期还钱时地下钱庄的人一般都会恐吓欠债人甚至威胁欠债人的家人和朋友以便他们还钱。

高利贷的资金价格都是指1元钱一个月的月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1毛则接近120%，比5.31%（2008-12-23贷款利率）左右的银行借贷（年）利率至少高出14倍。

一毛的月息，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20%，而现行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为5.31%（2008-12-23贷款利率）。

一毛的月息（100%）0.10×12=120%。

当商业银行信贷增速趋缓，民间借贷的市场需求必然攀升。随着民间借贷进入“暴利化”时代，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有关方面对于加强民间借贷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值得警惕的是，紧随而来的支付危机以及屡屡发生的企业主逃逸事件，也让民间借贷人士人人自危，仿佛是躲避一颗尚未引爆的“定时炸弹”。

据了解，在这种分层模式下，如果第一层的回报是本金的25%，那么第二层则为比例18%左右，第三层是10%左右，第四层在8%左右，最低的一般都在3%。因为存在多级格局，所以万沐表示，整个民间借贷网“谁也不知有多大”。

理论上，“阴阳借条”足以支撑所有风险。借款人如果无法按照口头约定的履行，那么债权人就可以以这张“阳借条”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且没有时间期限。

先期扣除利率部分，也是民间借贷操作手法隐秘的表现之一。

通胀持续走高，银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资金饥渴，2011年，中国金融业的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资金“跳”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各种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影子银行”，渐渐浮出水面。

“影子银行”是一个体系，指称那些脱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借贷平台，比如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也包括“灰色”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影子银行”正野蛮生长，一则顽强，民间对它有很大需求及培育它发展的土壤；二来其“看不见”的部分，对现有规则和监管发出了强力挑战。

据央行在官网发布的2011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报告，社会融资规模增加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占53.7%；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55.6%。历史数据研究表明，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社会融资总量的92%，占绝对主导地位。不到10年，这将近40%的占比落差意味着什么？此前即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影子银行”放款量或已占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监管弱化的情况下，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这些中国版的影子银行正在经历着“野蛮”式生长，主要体现在“银信合作”和地下钱庄等金融形式上。

“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具体来说，通过银信合作，银行可以不采用存款向外发放贷款，而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向企业贷款。由于信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资产而非表内资产，可以少受甚至不受银监部门的监管。

某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影子银行是当前金融管制的伴生物。在银根收紧的当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这些民间借贷机构抓住这个机会，和银行信贷部门、相关公司“合作”，做起了金融“掮客”的生意。某贷款公司业客户经理曾表示“没有拿到好处，银行人员当然不会将资金贷给你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公司只是提供了一种向银行“进贡”的渠道而已。为此，除了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借款者需要一次性另外支付给公司5%的服务费。而公司给予借款人的承诺是，贷款将在15天左右打到所指定的账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这类民间机构一般会“两端”通吃：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提高借贷利率来截留一部分利差，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来盘剥借款人。

2011年8月23日据人民网转自重庆晚报的报道，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出台了《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广泛征求并吸纳了全市部分中、基层人民法院、市人大法工委、市**法制办、市金融办、人行重庆分行、市银监局、市工商联、市律协等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并经市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修改形成。

当日，市高院民二庭法官解读了《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夫妻一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出借人以夫妻双方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解读：虽然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出借人、借款人，但是借款人为自然人时往往与共同债务的认定有关。如果允许一审时对夫妻提起诉讼，则可能更能方便当事人并能节约司法资源。

不过，当被告与承担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指导意见》：原告仅依据借条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虚假，在原、被告均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申请鉴定的责任。原告申请鉴定的，被告应当提供笔迹或公章比对的样本；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真实的。

解读：依据有关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否是借款人所为不能确定时，应当由出借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同时，将提供笔迹和公章比对样本的责任分配给被告，因为被告的笔迹和公章在被告处，原告无法或难以获得。

《指导意见》：出借人仅依据借据提起诉讼，如果借款人对借据的效力、金额等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存在买卖、承揽、居间等基础法律关系的，应当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如果借款人对借据没有异议的，可以不审查基础法律关系。

解读：有借条，并不一定就是真正借了钱。借条上写的内容，也许不是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如被胁迫，这种情况下借条无效；也有可能是欠下的赌债，法院不予支持；还有可能是变相的犯罪，如行贿等。

民间借贷如何按利滚利收账？

《指导意见》：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俗称利滚利）的，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个规定在我市属首次，以前复利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

应用题：小莉向小美借款1万元，在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年贷款利率5%的情况下，采取利滚利的形式两年内还清债务。请问，两年到期，小莉该还多少钱？

计算：

第一步：第一年的利息：1×5%=0.05（万元）

第二步：第二年将利息计入本金，小莉连本带息该还的钱：（1+0.05）×（1+5%）=1.1025（万元）

注意：双方利率无论怎样约定，不能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两年期）即：[1×（1+5%×4×2）=1.4（万元）]

逾期利息加上违约金

超过同期贷款利率4倍无效

《指导意见》：出借人根据约定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只要逾期利息、违约金之和不超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出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应用题：在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年贷款利率5%的情况下，小美以10%的年利息借给小莉1万元，同时要求小莉在两年内必须还清，否则将收取愈期利息并加收5000元违约金。两年过去了，小莉根本就无偿还能力，小美将她告到法院。请问：小美的主张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计算：

第一步：逾期利息

按照相关规定，在借款合同对利率有约定（10%）情况下，愈期利息可在原有基础上上浮30%，即

10%×(1+30%)=13%

第二步：两年期的愈期利息与违约金（5000元）之和：

1×13%×2+0.5=0.76（万元）

第三步：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出的两年期利息：

1×5%×4×2=0.4（万元）

第四步：第二步结果大于第三步结果，小美的主张法院不会支持。因此，小美最多能收回的钱是：1+0.4=1.4（万元）。

曾经是民营制造业之都的温州，已成为“借贷之城”。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寄售行，甚至地下钱庄云集，仅大大小小的担保类金融机构就不下300家。2011年8月以来，温州至少有20起以上的借贷人“跑路”事件爆发。温州小企业主资金链崩盘的事例越来越密集，一批债务人集体“失踪”。

这在当地已是见怪不怪。一名市级政法系统的人士透露，这一波“跑路”的企业主，都或多或少牵涉到高利贷，本身也涉足借贷领域，已不是真正的制造业主了。

两大因素让这些企业主跻身借贷领域，以实业为幌子，做资金投机的生意。

首先是不断高企的民间借贷利率，让借贷者有利可图。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6月份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24.38%，虽然比上季度末回落0.43个百分点，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其次是投资渠道的缺乏催生了借贷潮。温州附近的投资者，几乎全民热衷于楼市投资。但是，因为国家政策调控，整个市场成交低迷，作为投资替代品的民间借贷意愿再度高涨。

根据温州人行2011年二季度储户问卷显示，民间借贷意愿继一季度创出新高后持续保持攀升势头，并首度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最合算的投资方式。其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了24.5%，较上季度提高4.75个百分点，较2010年提高11.25个百分点。

而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则较上季大幅下降5.25个百分点。显然，民间借贷在逐步取代楼市投资的地位。调查显示，有40%以上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陆续“失踪”的企业主，从当地法院的公告中可见其庞大的阵容。

2011年8月30日，鹿城区法院发布了首个限制高消费令。28名私营企业主被列入限制之列，一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公告中披露的人，实际上大批属于‘跑路’了”。

鹿城只是温州市区的三区之一，并非是借贷人“失踪”的重灾区。

在温州，放高利贷的人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做"老高"，"老高"整日开着名贵的跑车在温州街头来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当地，高利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拆借；第二种就是批着合法的一个外衣的，比如说像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等等，变相的从事一些借贷的活动；第三种就是行事隐秘的地下钱庄。

民间借贷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短期借贷，比如某个企业找到一个好项目，短期内需要大笔资金，项目结束，借贷也随着结束，这种借贷时间短、利息高；第 二种是长期借贷，借方有固定的点或固定的人，放贷就跟到银行存款一样，随时存、随时取，采取这种借贷方式主要是那些已经做出一定规模和积累了较好信用的企 业，利息低，但风险小；第三种称为"老鼠会"，比如，A以2分月息把钱借给B，B又以3分月息借给C，C再把钱以4分的月息借给D，很少有人知道末端是谁。

以第三种模式为突出代表，一旦有一家企业的资金断链，很可能就如多米诺骨牌，牵扯其他相关企业陷入危境。

而更加让人担忧的是，珠三角地区以人情借贷居多，这是放大上述风险的导火索。以血缘、亲缘、商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资源是借贷关系成立的重要前提，这种"人情保"方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多数只凭借彼此的情面，却没有实在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而在这个链条中，银行扮演的角色也十分微妙，不少银行职员利用体制性漏洞挪用公款放贷已成公开秘密，而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都是银行的低息贷款，个中隐患不言而喻。

国庆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入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0000元月息高达3000。

从金额上看，高利贷尚不至于危及金融体系稳定，但由于地下融资涉及众多个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2011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实际利率明显为负。

与加息相比，央行显然更倚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2011年又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人为压低利率，则会导致一些低回报率项目苟延残喘。因此，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

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据该市经信委监测，温州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银行，地下钱庄无疑是理想去处，虽然高风险，但灰色收入对风险并不敏感。据新华网报道，一位温州高利贷主携13亿潜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涉案金额约“8亿官银”。2011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

从更长期来看，高利贷的活跃，则反映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国有资本主导银行体系的格局，银行体系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体系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虽然出现了担保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但受制于资金来源，这些机构难以发挥显著作用。银行体系半垄断状态下，竞争并不充分，大量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边缘化，一旦遇到货币紧缩，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缺水”之困。

在中国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经济微观主体市场化、金融交易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迟迟不启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利差，全球罕见。最初，保持银行高利差，可以帮助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实力，冲销历史遗留的坏账。但长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银行能轻松“坐着挣钱”，不利于银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导致银行成为公众存款的“分利者”而非价值创造者。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的实际利率，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作为一个省级慈善组织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下称河南宋基会），筹款金额连续三年全国第一。是“捐赠”还是放贷利息？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而公司与宋基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