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贬值（又称通货贬值），是货币升值的对称，是指单位货币所含有的价值或所代表的价值的下降，即单位货币价格下降。货币贬值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

从国内角度看，货币贬值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是指减少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属量，降低其对金属的比价，以降低本国货币价值的措施；货币贬值在现代纸币制度下是指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超过所需要的货币需求量（即货币膨胀）时，纸币价值下降。

从国际角度看，货币价值表示为与外国货币的兑换能力，它具体反映在汇率的变动上，这时货币贬值就是指一单位本国货币兑换外国货币能力的降低，而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的下降。例如，如果100美元去年兑换300元人民币，今年兑换400元人民币，则人民币贬值了。货币贬值在国内引起物价上涨现象。但由于货币贬值在一定条件下能刺激生产，并且降低本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把它作为反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1、货币贬值在国内引起物价上涨现象。但由于货币贬值在一定条件下能刺激生产，并且降低本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把它作为反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2、汇率工具常用于调节一国国际收支失衡，各国**都希望使用汇率工具使失衡的国际收支恢复平衡，特别是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多使用本币贬值的策略，希望通过本币的贬值，一方面降低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增强本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增加出口额，另一方面，提高外国进口商品在本国市场的本币价格，降低外国进口商品在本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减少进口。总之，通过本币汇率的下调扩大出口，缩减进口，使贸易收支以至国际收支逆差缩小，恢复平衡，甚至出现顺差。

3、没有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甚至恶化国际收支。加大了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现象历来就存在，但近年显得尤为突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国的货币贬值均在30%—70%之间，贬值幅度之大实属罕见。然而，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却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近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西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严重贬值，但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改善效应却不明显。与此相反，中国顶住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冲击，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人民币汇率还稳中有升，但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却一年好过一年，外汇储备连年增长，从1997年底的不足140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底超过2500亿美元。汇率贬值效应为什么失灵，人民币不贬值国际收支盈余反倒增加，这一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探讨。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作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国际收支的决定因素，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及消除失衡的调节措施等问题。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历来得到经济学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探讨国际收支从失衡恢复到平衡的条件，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政策主张，其中以弹性分析法、货币分析法、吸收分析法、结构分析法最具代表性。尽管各种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大多没有专门探讨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问题，但各种不同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对运用本币贬值措施改善国际收支均探讨了应具备的条件，或前提条件或假设条件，当这些假设不成立或前提不满足时，其结论便会出现偏差，也就是“失灵”问题。对当代货币贬值调节国际收支效应失灵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因为这些假设不成立或前提不满足，作为解释变量能解释一些失灵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

弹性分析法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琼·罗宾逊根据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及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收支调节特别是货币贬值改善一国国际收支的条件的理论，是最直接研究本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理论。弹性分析法的基本结论是：要通过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必须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condition)，即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ex)与本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em)之和要大于1，也就是：em+ex>1。弹性分析法还有一些假设条件，与弹性本身有关的包括本国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无穷大。分析研究当代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供给过剩，加上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造成需求弹性不足，贬值国进口的多为高技术的生产设备或紧俏的生活必需品，对价格的上涨反应不灵敏，由于产业结构难以调整或闲置资源特别是资本有限，又难以形成足够的本国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优势，汇率变动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便难以避免。

货币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特·蒙代尔及哈里·约翰逊等人运用货币**学说研究调节国际收支问题的理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接受和采用的主要理论即是货币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的基本方程式是：r=md—d 式中，r表示来自国外的货币供应基数，md表示国内名义货币的需求量，d表示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r为正数表示国际收支顺差，r为负数表示国际收支逆差。这个方程式告诉我们，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就是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国内名义货币需求量，因此，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

在分析汇率贬值对一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作用时，货币分析法认为，货币贬值首先会提高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并通过贸易商品与非贸易商品的替代作用，使非贸易商品的价格也会提高，物价水平的提高将意味着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导致对名义货币余额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通过出售商品和金融资产来满足增加的名义货币需求，从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效应只有在货币供应缩减或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否则，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冲抵了由本币贬值引起的名义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国际收支将得不到改善甚至会更加恶化。

货币分析法关于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紧缩银根、紧缩需求。紧缩银根常常会带来经济萧条，也就是以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削减**预算，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贬值国大都没有完全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没有严格地限制货币发行，更使货币供给冲抵了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尤其如是。

吸收分析法是由西德尼·亚历山大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这一理论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研究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吸收分析法的基本方程式是：b=y—a 式中，b表示国际收支差额，y表示国民收入，a表示总吸收，即一国的消费与投资之和。这一等式告诉我们，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平衡状态。吸收分析法从宏观经济的整体角度来考察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这一理论认为，一国货币贬值要起到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首先必须有闲置资源的存在。只有存在闲置资源时，贬值后闲置资源流入出口产品生产部门，出口才能扩大。其次，出口扩张引起国民收入增长，贬值才能最终改善国际收支，并且，边际吸收倾向应小于 100%，贬值时增加的国民收入才会大于总吸收，国际收支才能改善。

吸收分析法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搭配方案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如存在闲置资源，采用货币贬值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如不存在闲置资源，则采用货币贬值政策与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改善国际收支。

结构分析法是形成于20 世纪70年代的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研究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及相应政策主张的理论。结构分析法指出，国际收支逆差尤其是长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既可以是长期性的过度需求所致，也可能是长期性的供给不足所致，而长期性供给不足的原因往往是经济结构失衡。进口商品对收入的弹性高而对价格的弹性低，本国经济的增长不能拉动出口，而外国的经济增长却会导致进口的增长。因此，结构分析法主张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改善经济结构和加速经济发展方面，结构分析法还认为，单纯的货币贬值实际上根本不能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经济起飞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达国家产业大调整时期，它们以出口为导向，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空档，以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大量出口，获得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国际市场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们的经济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经济结构老化、单一、落后是普遍现象。像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国家，本欲以进口替代政策改变国内的经济结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的限制，经济结构的改善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又大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经济发展迟缓，因此，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便在所难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2013年1月14日表示，美欧日货币贬值或将成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未来中国既要保持国内价格基本稳定，同时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为宏观调控提出新的难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难以躲避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负面影响，全球货币超发可能引起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进而导致全球性通胀风险，影响全球外汇市场的稳定。

应对全球通胀风险，目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空间仍然较大，应促进国内产需衔接来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避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给国内过大冲击。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要适当控制。若外国货币贬值而中国大量升值，外汇汇率不平衡情况下，中国出口将受进一步影响。

中国官方10日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仅为6.2%。如果全球流动性过剩，世界经济寒冬中，中国将不得不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风险。

中国出口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价格，而全球通胀将推高原材料、制成品价格，彼时中国将陷于“松与不松”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