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上，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一种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在物价急速上涨的情况下，就使货币很快失去价值。恶性通货膨胀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标准界定。一般界定为每月通货膨胀50%或更多，但很多时候会采取宽松界定，使用的比率会更低。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定义为“一个没有任何平衡趋势的通货膨胀循环”。

1956年，Philip Cagan撰写的Monetary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一般被视为最早研究恶性通胀的书目，他当时把每月50%以上的通胀，称为“恶性通胀”，又或“超通胀”。

世界史上有所记载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三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80年代的债务危机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5个国家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中。1922—1933年间的德国最高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29000%。另一轮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中国、希腊和匈牙利都陷入了货币混乱中，它创下了世界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录——连续一年多物价平均每月通货膨胀率达19800%。第三轮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等国的外债危机导致了金融混乱。

一、西方学者认为，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之一是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这是由于**需要为其巨额预算赤字融资。随着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通货膨胀就会迅速发展。高通货膨胀引起税收实际价值的迅速下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赤字。通货膨胀导致预算赤字的增加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其一是税收体制，主要体现在税收的计算和纳付上的滞后。其二是名义利率的效应。预算赤字包括对国债的付息。由于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名义利率也趋于上升，所以一般而言，更高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的名义利息，从而增加了赤字。

二、西方学者认为，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通过迫使**为赤字融资而发行钞票，巨额预算赤字可以导致快速的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反过来又增加了赤字。如果必须以货币手段融资的赤字非常之大，则因此而发生的通货膨胀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根据历史上一些事例所提供的证据，持续的以货币融资的赤字为GDP的10%—12%，就足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现时国际会计标准29指恶性通胀具有四项特征：

·公众不愿持有现金，宁可把金钱投放在外国货币或非货币资产。

·公众利用外国货币，结算自己本国货币的资产。

·信贷是按借款期内的消费力损耗计算，即使该时期不长久。

·利率、工资、物价与物价指数挂钩，而3年累积通胀在100%以上。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轻易感受得到恶性通胀的影响。在一些知名例子中，德国20年代初的物价，曾在每49小时增加一倍；40年代初的希腊被德国占领时，物价每28小时上升一倍；匈牙利战后曾每15小时增加一倍。这种极端例子一般在战事发生，即使近数十年亦时有出现。1993年10月至1994年1月，南斯拉夫的通胀就曾每16小时增加一倍；乌克兰、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亦在80或90年代面对严重通胀。最近期例子为津巴布韦。

显而易见，恶性通货膨胀会带来许多恶劣影响。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会严重影响一国汇率水平，打乱进出口秩序和金融秩序，大幅削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同时，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竞争力也就会下降，国际地位、声誉受损等。

制止恶性通货膨胀需要一系列的特别的政策组合，涉及汇率、公共预算、货币供给以及某些情况下对工资和物价的直接措施。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中，经常是一种对物价的直接措施。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中，经常是一种新货币被引入以取代旧货币，税制也会改革。

一、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最根本的一步被认为是解决预算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金特指出，只有当预算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时，恶性通货膨胀才会结束，而这一改变既包括改变赤字规模，也包括改变其融资方式。

二、除了常规的运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之外，针对恶性通货膨胀，一些西方学者还提出了所谓异端稳定计划，这是指在货币、财政措施之外，还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直接干预。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制止通货膨胀惯性，又可以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人们对计划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异端计划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如果通货膨胀惯性很小，则其不久就会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可能就是多余；其次，物价控制往往只能在一小部分商品范围内推行，缺乏管理的可行性会使许多控制失效；再次，控制会使经济中相对价格变得僵硬，由此造成一些商品和劳务的短缺。

西方学者从恶性通货膨胀中也得到许多启示，对预防其发生和扭转其影响有很多借鉴效益。

一、严格的预算调节对于稳定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

二、单是工资和物价控制不足以遏制通货膨胀。

三、常规的稳定政策之外再辅之以工资和物价控制的方法是否能增加政策效果，尚无明确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在战争结束时，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这种支付引起德国财政赤字，德国**最终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为赔款筹资。 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的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每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直到1923年9月的1000马克。在1923年秋季，价格实际上飞起来了：一份报纸价格10月1日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直到11月17日7000万马克。1923年12月，货币供给和物价突然稳定下来。

正如财政引起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一样，财政改革也结束了超速通货膨胀。在 1923年底，**雇员的人数裁减了1/3，而且，赔款支付暂时中止并最终减少了。同时，新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取代了旧的中央银行德国国家银行。**要求德意志银行不要通过发行货币为其筹资。

根据我们对货币需求的理论分析，随着持有货币成本的下降，超速通货膨胀的结束会引起实际货币余额增加。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德国的实际货币余额减少，然后，随着通货膨胀下降，实际货币余额又增加。但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并不是即刻的。也许实际货币余额对持有货币成本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许使德国人民相信通货膨胀已真正结束需要一段时间，从而预期的通货膨胀比实际通货膨胀下降得要慢一点。

1923年，德国马克的价值接连暴跌，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1923年年初，马克币值一度达到2.38美元，但是同年夏季， 一个美国人能以7美元兑换到40亿马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 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格。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 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 2. 6 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 "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规定新币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但**当局很快自食其言，1948年12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83.2亿元，超过限额4倍多，1949年1月，再增加至208 亿元，相当于发行最高额的10.4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 更猛增至679,458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3,972倍，如果以1∶300 万的兑换率折合成法币，则数量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的天文数字， 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 金圆券最后遭到人民拒用。早在该币改方案实施以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法币已流通10多年，"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加上**弥补巨额赤字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只能以短命告终，并且加速通货制度的彻底崩溃。

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